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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高职文化的建构与实践
2014-05-22 09:21:00 来源: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刘洪一 作者: 浏览:
刘洪一
 
一、高职教育: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当代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高职教育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版图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已成为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内容;不仅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尤其是产业发展直接提供着不可缺少的高技能人才支撑,而且在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千千万万个家庭及其子女在升学、就业、人生规划等方面,与高职教育天然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多维视野来看,高职教育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1.高职教育作为国家人才战略的重要内容,被赋予不可替代的功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打造创新型国家,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一大批高技能人才。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不足。为此,在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首次明确将高技能人才培养纳入国家人才强国战略总体部署,要求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2004年初,国务院批转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同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与国务院有关部委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推进职业教育在新形势下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5年10月,国务院做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11月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提出要把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出台《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支持建设100所高水平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同时要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改善民生的第一要务。
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国家战略与国家行为的高度要求,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开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高技能人才工作步入了快车道,高技能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速度明显加快。到2007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数由2004年底的8720万人增加至9890万人,其中,高级工由1500万人增加至1810万人,技师、高级技师由360万人增加至429万人[1],中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不断上升,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2.高职教育规模宏大,扮演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角色。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开始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这一进程中,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的迫切需求,中国的高职教育机构数量迅速扩张,形成了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态势。2000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只有442所,到2007年已发展到1168所[2],占普通高校数的61.22%,当年招生283万人,在校学生达到861万人,约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和在校生数的一半。至此,高职院校的数量、招生和在校生已经占据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特别是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3.高职教育契合经济发展,适应并推动社会变迁。中国高职教育通过近10余年来的探索和发展,转变了办学思想,及时、紧密地应对产业结构和社会需求:调整了培养目标,将德业俱臻的高技能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明确了办学模式,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作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基本模式;改革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将提升职业能力作为专业和课程改革的核心要求。这一切都表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它紧密地契合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合拍共进。适应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并以大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4.高职教育与民众利益休戚相关,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载者,广大民众及其子女通过高职教育实现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高职教育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专业设置灵活,就业形势良好,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转变了众多家长及考生的择校观念与价值判断。普通学科型高等教育已不再是高中教育出口的唯一选项,累计超过2000万名全日制高职毕业生,800余万名在校高职生的选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职教育与千家万户的民众利益休戚相关,并且已渗透到当代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
二、中国高职文化的建构
中国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本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史地看,中国高职文化的建构是一个在时间、空间双向维度上的演进过程,需要依据和结合特定的生长土壤、环境条件,并以自身的类型要素和运行模式为内核,有序地积淀和成长。
1.职业教育的渊源背景与沿革:“实事”与“济用”。“高职教育”名称的出现,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就职业教育的理念、培养模式、目标等方面看,职业教育在我国有着悠远的背景。我国古代社会出现的“设学收徒、以师带徒”的艺徒制应是古代职业教育最为典型的雏形之一。早在一千多年前创设的岳麓书院,就明确高扬“实事求是”、“经世济用”的思想。及至清末的高等实业学堂等,已有了一定程度的“高职教育”特征。
从培养学制来看,我国高职教育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中学后高等实业学堂”之时。从职业教育机构来看,我国近代第一所具有高职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当推1866年左宗棠奏请清政府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以后陆续创办的还有江南制造附属操炮学堂(1874)、广东实学馆(1881)、福州电报学堂(1876)、天津电报学堂(1880)、上海电报学堂(1882)、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等,其共同点是教学内容多集中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清朝的实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现代工学结合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的渊源。
在国民政府时期,北洋政府于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从而确立了职业专科学校的法律地位。职业教育正式代替实业教育进入学制系统,且渗入了普通教育各阶段,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高职教育性质的专科教育开始兴起。1964年,中央提出试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后,半工半读专科学校有了进一步发展。1965年,全国进行半工半读试点高校已占80%以上。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迅速发展,迫切需要能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专科层次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高等专科教育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以“收费、走读、不包分配”为特点而明显区别于普通高校的地方职业大学诞生,这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高职教育正式起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高职教育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突破性政策措施,高职教育走上了依法办学的道路,得到了蓬勃发展。
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渊源背景和历史沿革来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始终伴随着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需求共生共荣;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看,始终贯通着“实事”与“济用”的精神。
2.高职文化的建构土壤:中国特色。中国的高职文化必须建构和扎根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土壤之上,具有中国特色。人口众多、整体素质偏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就要求我国的高职教育必须上规模,必须以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才能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目前全国已近1200所高职院校,院校数量可观。但实际培养的高技能人才与市场需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尚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经济总量较大但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特别是幅员广阔、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这一方面要求高职教育要紧贴地方经济需要,以应对地方产业发展的直接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现多样化。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育作为国家事业,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明显。政府主导不仅表现在对高职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宏观调控上,而且表现在作为主要举办方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实施、招生计划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指导要求。凡此种种,都决定了我国的高职教育必须紧密契合国情而发展,高职文化必须植根于这块特定的土壤而建构和成长,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与时共进。高职教育的生命力在于与社会需求契合,与社会发展合拍。这就决定了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必然是一种现代化的语境,是一种充满时代精神、不断与时共进的语境。
首先,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必须具有不断更新的“升级调适机制”,能够在对传统的优质要素的继承和传承中实现自我超越与升华,永远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特别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的教育目标、实施策略和实施方式,随时与缤纷斑斓的市场共舞。高职教育在专业设置上要优化整合,具有前瞻性;在人才培养上要将能力本位与素质本位相结合,培养应变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
其次,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必须具有与国际高职教育相互吸纳借鉴的“兼容采借机制”。这是因为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决定了我国的产业不可能与世隔绝,我国的高职教育也要在扎根中国土壤的前提下,采借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方法,甚至包括先进文化的采借和吸纳。
再者,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还必须具有“持续发展机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高职教育已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变为内涵发展,转变为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要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并成为对高职教育发展的文化规范和文化要求,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努力培养具有就业能力、德业俱臻和可持续发展的“高技能职业人”。高职教育应是终身学习的教育,高职文化也必定是终身学习的文化。
4.高职文化的建构内核:类型与模式。高职文化作为当代我国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或者作为我国大学文化中的“亚文化”,其核心内容和独有特性,建基在高职教育是一种重在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教育类型,它对“就业导向”、“职业能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关键词的强调,使之成为一种明显有别于传统学科型大学教育的高职类型,这种教育的“类型性”是高职文化内核建构的基质性因素,决定了高职文化的属性内涵。
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其类型下的运作模式及其运作实践,则是高职文化内核建构的根本基础和发生机制。经过多年探索,高职教育业已形成较为成热的运行模式,譬如以就业为导向,把培养目标定位于高技能人才;以产业和社会需求为指引,优化专业设置;以职业能力为核心,进行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工学结合为理念,强化校企合作的教育教学实施模式,等等。它们表述方法不尽相同,具体操作也可能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其模式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原理是一致的,这此有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运行模式和运行实践,无疑已成为高职教育的文化习规。
三、中国高职文化的品性特征
1.高职文化的实用性特征、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始终紧扣产业和社会需求,具有突出的功用特点,在文化的形上界面上,笔者认为“实用性”是高职文化的一个重要品性特征。这首先取决于它的类型定位。高职教育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职业应用能力培养是其中心任务。表现在文化品性上,其强烈的“应用性”特征,与以精英教育为己任的传统学科型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等精神品性。有明显的取向差异。
其次,在教育教学的实施层面,高职教育面向岗位的实际需要培养人才,不仅在专业设置上要贴近企业和社会需要,而且在课程设置和具体培养措施上要符合岗位的实际要求,包括课程开发要重视工作过程的系统化,教学内容要重视校内学习与工作经验的一致性,学习制度转向校企合作、弹性学制,学习方法转向工学结合,教学评估重视学生的就业质量和社会评价等等。高职教育在教育教学的实施层面,形成了鲜明的“职业性”和“实践性”,亦有别于传统学科型大学对“博雅”养成属性的强调。
在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经济的密切度方面,在紧密联系企业开展研发,通过有地方特色的应用技术为区域经济服务等方面,高职文化又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性”特征、高职教育为地方服务的“地方性”及其类型定位的“应用性”、教育教学实施的“职业性”和“实践性”,集中体现了高职文化的“实用性”特征。
2.高职文化的开放性特征。高职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主要体现在高职教育较传统学科型大学而言,在教育教学的运行机制上,更多地实现了“官、校、企、行”(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的四方联动,而在“产、学、创、用”(生产、教学、创新研发、应用服务)方面,则力图实现立体化的推进。这一运行机制是建立现代高职教育体系的基础,也从本质上决定和呈现了高职文化的开放性特征。
政府、学校、企业、行业是我国高职教育在运行体系当中的四个相关体。由于政府、学校、企业、行业之间的联动机制,使得我国的高职教育形成了既有别于国外高职院校,又有别于国内一般学科型大学的具有独特内涵的开放性的文化品性、我国特色的高职教育,“政府主导”是一个基本的内容。政府主导办学方向、层次、结构和类型,也主导专业调控和经费投入,特别是在政策制定、项目设立(如国家示范校、精品课)等方面,实行对高职教育的整体指导。学校是教育实施的主体,其功能的有效实现必须借助于同企业的联合,要与企业共同搭建办学平台,共同实施和完成教育教学过程,包括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规格的制定、专业方案和课程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等。行业协会则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制定、实施行业标准、规范等方面,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四方,功能、定位、作用不一,但各尽其责、各起所用的有效的四方联动,是实现高职教育目标所不可缺少的。
在高职教育的功能层面,生产、教学、创新研发、应用服务应是具有时代特色和高职特色的重要内容。传统高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在高职教育中应有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发展。特别是高职院校在生产、教学、创新研发、应用服务几大功能的实现过程中,要力图立体化地推进、“产、学、创、用”立体推进意味着高职教育行动一定是生产、实践、教学、创新研发和应用服务等方面有机结合的立体化、整体性、系统性的活动,这必然导致高职文化的开放性,反过来,高职文化的开放性也必将有效地促促发产、学、创、用立体进的实现。
3.高职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多样化是我国特色高职文化的基本特征,这首先是因为我国高职院校数量众多,应对着多种多样不同的产业、行业类型。目前,在高职院校的设置和发展中,一种重要的倾向是应对产业、行业需要,举办有特色的行业型院校。其次,高职院校主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遍布全国的高职院校所应对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必定导致高职文化在整体文化景观上的多样化。况且,在幅员广阔的中国文化版图上,各不同地区形成了众多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在文化属性的结构坐标上,不同区域的高职院校及其文化,既从属于我国高职文化的整体,又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从属地方区域文化,这种“双重性”特征也必定导致我国高职文化的多样性。再者,从院校的举办方和办学体制上看,公办与民办,政府举办与企业举办,政府与企业合办等等,有多种多样的举办方和办学体制。办学方式及其运作体制的不同,必然形成院校文化的不同。同时,全国近2000所高职院校,成立与组建的背景各不相同,历史沿革不同,有的甚至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渊源,这也导致了我国高职文化在整体上不可避免的多样性。
4.高职文化的使命意识。高职教育在实施其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始终将“职业性”作为高职教育的类属性,这是毋容置疑的。在这里“职业”更多地被赋予从事相关职业的能力和素养,视野主要存留在教育教学的实施及其操作层面。从高职教育的文化属性来看,“职业性”的文化本质就是“使命性”和“使命意识”、“使命”(vocation,亦意为“职业”)是建基于高职教育“职业性”特征之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性。我们常说的职业操守、职业精神,其实质就是对本职事业的忠诚和责任;高职教育以满足社会需求、服务社会、贡献社会为己任,并以此作为自身追求的终极目标,从产生伊始到发展壮大,始终恪守历史责任,始终秉承和焕发着强烈的使命意识。
高职文化的使命意识在高职教育的实施和发展中得到全方位的体现,表现在紧贴社会需求的教育理念,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承担,高职战线教育工作者的创业与奉献,以及不断革新、不断进取的精神等等,不一而足。
四、中国高职文化的院校实践
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的实践,一种鲜活、具体的实践过程。高职院校是中国高职文化的承载者、实践者,中国高职文化的历史建构有赖于全国高职院校和千千万万从事高职事业的教育工作者的共同承担和长期积淀、高职院校在对中国特色高职文化的具体实践中,既要体现一定的共性特征,更要体现斑斓生动的个性特色。
1.高职文化的实践要力避格式化倾向。首先要突出院校文化实践的个性特征。个性和特色是大学的生命,也是院校文化实践的关键。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包括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在办学上易于类同、缺乏个性。据《人民日报》载,一项针对国内256所高校校训的调查显示,校训中带有“勤奋”字样的有68所,有“求实”字样的为65所,有“创新”字样的为59所,8所高校校训同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27所高校校训同为“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百校一训”是我们的大学有失大学精神和大学个性的突出表现。其次要突出院校文化实践的过程特征。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其类属性、类结构等尚处在一种探索、变革的状态,一方面已经呈现了不同于传统高等教育的鲜明的特质取向;另一方面又尚未稳定成熟,特别是在类型的体系化、理论化上,尚有一段艰巨的探索、创新历程。再者要突出地方特色,要在“走对方向”的前提下,结合区域经济和地方需求,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既博采众长、灵活化用,又固守本色、形成个性。高职的生命就在于同区域和地方的紧密结合,离开了特定的土壤,高职教育就无法生根、开花、结果。因此,在高职院校的文化实践中,要力避“格式化”倾向,力避千校一面,反对照搬、照套一种模式,哪怕是所谓“先进模式”。
2.高职文化的实践要力避平俗化倾向。高职院校的文化实践既是系统的,又是具体的;既有观念、理念、制度、机制的,又有操作、运用、事项、物项的;既和院校管理者有关,也和教师、学生有关。一句话,院校文化的实践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渗透在院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全方位。当前,在高职院校的文化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平俗化的倾向,即过于简单化地理解院校的文化实践,把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组织文体娱乐活动和社团活动、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等,作为院校文化实践的主要内容,而对全方位、系统性地锻造院校核心价值、院校精神等内涵重视不够。人文课程开设、校园文化建设是院校文化实践的重要内容,但不是院校文化实践的全部,也不是院校文化实践的核心。关键在于要通过长期的文化实践,铸就院校鲜明的办学理念、价值取向、文化习规。
3.高职文化的实践要力避割裂化倾向。高职文化的实践贯通在高职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贯通在高职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在高职文化的院校实践中,要力避割裂、隔绝、封闭,主张强化特质、统筹兼顾、兼容并蓄。要特别注意避免文化实践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院校的主体活动脱节;避免与院校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脱节;避免与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活动脱节;避免与院校传统脱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要发挥教师、学生作为文化个体的文化实践功能。同时,在建构中国高职教育体系时,要注重借鉴世界同类教育的成功经验;在人才培养中,既注重做事,更注重做人,做人做事融为一体;要脑手并用、学思并举,注重开发潜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高职文化的实践要力避急功近利倾向。文化是一个积淀过程、高职文化实践是关于院校精神和院校“软件系统”的基础建设,不能急功近利。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的凝聚,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要在对优质文化要素的传承中,在保存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发展、积淀。同时,文化又是一种自律运动,在其历史沿革中,有其特定的规律、规则。院校的文化实践必须遵守文化规律,按照高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院校工作的实际,通过科学有效的实践,努力创造和积淀院校的文化精神。
5.高职文化的实践要力避无所作为倾向。文化是可以导引而且是必须导引的。遵守文化自律的内在特点,要在遵守文化运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先进理念为指导,制定文化策略,导引文化方向,凝练文化精神,夯实文化内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甄别文化传统中的优质要素和劣质要素,甄别精华与糟粕,用与时俱进的科学观念,加以传承与创新;在吸纳采借外来文化时,同样不可放任自流,不可一味地排斥,或全盘照搬。
院校文化实践要始终关注院校的精神、理念和价值指向,努力以先进的文化习规,导引和规范院校的文化实践和发展。文化的核心是人,高职文化的实践要回归文化的终极关怀——以人为本。人才培养是院校的基本功能和责任,因此院校文化实践的核心归宿是学生,高职文化的核心指向就是以学生为本,使学生德业俱臻。这是我们导引文化实践所必须始终牢记的根本。
高职文化是高职教育内在运行的驱动力和核心竞争力,健康优秀的高职文化是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建构中国特色的高职文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愿景,更是一个已经开始和正在实践着的文化过程。中国特色的高职文化建基于中国规模宏大、日新月异的高职教育,并融会贯通其中,它将作为中国高职教育的精神灵魂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为中国高职教育走向世界,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文原载《中国高教研究》2008年12期)
 

[1]尹蔚民.大力培养高技能人才不断提升我国综合国力[C].第二届中国高技能人才国际论坛,2008。
[2]教育部.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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